中国迄今最大规模的 犍陀罗艺术展“譬若香山”正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展出（至6月15日），展出来自巴基斯坦和故宫藏品203件。
(资料图)
佛本生故事讲述了佛陀在前世轮回中的修行事迹，是佛陀生命史的一部分。舍身饲虎本生是最著名的佛本生故事之一，产生于犍陀罗，传入中国后成为中国佛教艺术中非常流行的主题。舍身饲虎图像频现于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云冈、龙门等石窟。本文尝试对相关图像和文本作进一步分析，挖掘舍身饲虎本生在犍陀罗佛教中的更多细节。
佛教生命观的核心理念是生死轮回。佛本生（Jātaka）故事讲述了佛陀在前世轮回中的修行事迹，是佛陀生命史的一部分。舍身饲虎本生（Vyāghri—Jātaka）是最著名的佛本生故事之一，产生于犍陀罗，传入中国后成为中国佛教艺术中非常流行的主题。在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云冈、龙门等石窟，以及五代宋初的金铜阿育王塔上都有大量的舍身饲虎图像。舍身饲虎本生也经常出现在汉文译经中，从东汉建安二年（197）康孟祥等译出的《修行本起经》开始，记载这个故事的佛经多达十余部。现存与舍身饲虎本生相关的材料绝大部分保存在中国佛教艺术和汉文译经中。因此，对该本生故事的研究也就主要集中在对中国舍身饲虎图像、文本的研究上，成果丰硕。
舍身饲虎本生在犍陀罗（Gandhara）佛教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舍身饲虎处是吸引中古中国僧人求法巡礼的佛教圣地之一。法显（约334—420年）、玄奘（602—664年）等西行求法的高僧反复记载了他们巡礼舍身饲虎处的事迹。据法显记载，舍身饲虎处的纪念塔是西北印度四大塔之一，装饰华丽，信徒众多。遗憾的是，长期以来鲜有对犍陀罗舍身饲虎本生的专门研究。致使人们只知该故事在犍陀罗的重要性，却不知其具体情况。因此，本文尝试对相关图像和文本作进一步分析，挖掘舍身饲虎本生在犍陀罗佛教中的更多细节。
在今天巴基斯坦北部白沙瓦河谷到印度河东岸以及阿富汗喀布尔河谷东部一带，分布着古代犍陀罗的主要考古遗址。图为达摩罗吉卡古城遗址Dharmarajika。
一、犍陀罗的舍身饲虎图像
犍陀罗地区现存的舍身饲虎图像遗存很少，目前能够确定的只有两例。其中一例雕刻在一件小型石塔方形塔身的一面，年代约在公元2—3世纪。图像画面简单：正中一人仰卧，右臂自然伸直，一只大虎伏在其胸前噬咬；此人头顶环绕几只小虎，数量不少于四只。（图一）塔身另外三面的图像未见公布，具体内容不得而知。白沙瓦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形制几乎完全相同的佛塔。从风格判断，二者同属犍陀罗中心地区的作品。这幅舍身饲虎图像是贵霜时期犍陀罗中心地区现存唯一的舍身饲虎本生实物遗存，直观地展示了犍陀罗舍身饲虎本生的面貌。同时，这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舍身饲虎图像，为论证舍身饲虎本生产生于犍陀罗地区提供了直接证据。
一直到北魏后期，犍陀罗中心地区仍然流行着舍身饲虎图像。《洛阳伽蓝记》记载了正光元年（520）惠生在犍陀罗看到雀离浮屠后，请工匠在当地铸造“雀离浮屠仪”和“释迦四塔变”的事迹：
复西南行六十里，至乾陀罗城。东南七里有雀离浮屠……宋云以奴婢二人奉雀离浮屠，永充洒扫。惠生遂减割行资，妙简良匠，以铜摹写雀离浮屠仪一躯及释迦四塔变。
“雀离浮屠仪”是小型的佛塔模型，“释迦四塔变”则是指西北印度四大塔处本生故事的变相图，其中包括舍身饲虎变相图。“摹写”一词说明二者有本可依，是以当地流行的形制和图像样式为粉本制作的。而且“释迦四塔变”极可能是装饰在“雀离浮屠仪”上的附属图像，将舍身饲虎图像装饰在小型佛塔模型上的做法可能在犍陀罗地区长期存在。
图一 犍陀罗残塔舍身饲虎浮雕
图二 金华万佛塔出土阿育王塔
中国和日本、韩国出土的大量五代至宋初阿育王塔为这种做法的长期延续提供了实物证据。这些小型佛塔全都表现为方形塔身，塔身四面铸有与“释迦四塔变”内容一致的佛本生图像。（图二）根据唐大历十四年（779）成书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对鉴真（688-763年）所礼拜阿育王塔相状的描述，至少在唐代天宝（742-755年）以前就有相同图式的阿育王塔实物存在。阿育王塔上许多图像及其组合的文化源头都可以直接追溯到犍陀罗佛教艺术中，比如高圆拱龛与金翅鸟的组合、基座上禅定佛像与方形立柱的组合等。在阿育王塔方形塔身上铸造舍身饲虎图像的做法很有可能也是源自犍陀罗地区，这一做法是犍陀罗舍身饲虎图像在中国佛教艺术中的直观反映。
图三 齐拉斯舍身饲虎岩画线描图
另一例是位于斯瓦特北部齐拉斯（Chilas）地区的舍身饲虎岩画，齐拉斯属于大犍陀罗的区域范畴。据画面旁边的婆罗米文（Brāhmī）题记和图像的风格判断，岩画的年代约在5世纪前后。
画面右下方，舍身饲虎者仅着贴身短裤，平躺于地，一只小虎伏其胸上；舍身者右手置于胸前，左手自然伸直；其耳垂硕大，头顶突出似为肉髻，是修行者的形象。画面右下方（按照观看岩画的方向），有不少于四只老虎向舍身者走来。画面右上方，三人立于山崖之后，袒露上身，下着与舍身者相似的短裤，其余无任何装饰；左侧之人背左手、右手抚胸，凝望崖下；中间之人右手指向崖下，左手指向右侧之人并扭头似与其交流；右侧之人留络腮胡，左手掐腰，右手搭凉棚，探身下望。画面左上方，树干中有一人，现半身，着圆领上衣，右手置于胸前，左手搭凉棚向下张望。（图三）
有学者推测树干中之人为“菩提树神”，并据此认为该可能岩画据《金光明经·舍身品》绘制。但细读该经内容可以发现，菩提树神是舍身饲虎故事的听闻者而非见证者，她和萨埵太子并不存在于同一个时空中。在舍身饲虎现场出现所谓“菩提树神”并不合理。
解读这幅岩画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画面是“一图一景”还是“一图多景”？如果按照以往，用《金光明经·舍身品》来解释的话。崖上三人与崖下的舍身饲虎画面分属两个不同的场景。因为据经文内容，崖上三人是在山中游玩的三位王子，他们看到的是崖下饥困将死的虎母子，并非岩画左下方舍身饲虎的场面。
回到图像本身，从众人的目光、手的指向和身体前倾的方向来看，画面焦点集中在崖下的舍身饲虎场面上，描绘的更像是同一时刻发生的一个场景。而且在相距不远的特尔班（Thalpan）地区，与之年代相近的佛传、本生岩画都表现为“一图一景”的模式，如“降魔成道”、“初转法轮”、“尸毗王本生”、“五仙本生”等岩画。
另一方面，尽管上述岩画在人物刻画上都比较简练，但并没有省略能够体现人物身份的发式、冠饰、服饰、手印等关键性特征。因此，崖上赤裸上身、不着装饰的三人，不太可能是世俗的王子形象。我们倾向于认为舍身饲虎岩画表现为“一图一景”的模式，崖上三人并非三位王子而是太子舍身饲虎时的观众。
这种看法也能够得到佛经的印证，在法盛译《佛说菩萨投身（饴）饿虎起塔因缘经》（后称“法盛译本”，约在五世纪三四十年代译出）中，太子在众人的见证下投崖饲虎。相关描述与岩画画面有一定程度的吻合：
时崖头诸人下向望视，见太子为虎所噉，骨肉狼藉，悲号大叫声动山中；或有搥胸自扑宛转卧地，或有禅思，或有叩头忏悔太子。
法盛曾亲临犍陀罗舍身饲虎处瞻仰圣迹，他的译本与犍陀罗的舍身饲虎本生密切相关，齐拉斯的舍身饲虎岩画可能受到了与法盛译本相关的佛经的部分影响。从中国5、6世纪的舍身饲虎图像来看，这一时期不同版本的舍身饲虎故事有各自的流行区域。新疆地区的舍身饲虎图像主要依据《贤愚经·摩诃萨埵以身施虎品》（455年译成）绘制，大多表现为一母虎与二虎子啃食太子的画面；（图四）新疆以东的河西和中原北方地区则主要依据《金光明经·舍身品》绘制，老虎的数量普遍在三只以上。（图五）齐拉斯的舍身饲虎岩画位于新疆以西，依据《金光明经·舍身品》绘制的可能性很小。
图四 克孜尔石窟第17窟舍身饲虎壁画
图五 莫高窟第254窟舍身饲虎壁画
二、法盛译本：来自犍陀罗的舍身饲虎文本
除了犍陀罗的舍身饲虎图像外，法盛译本也与犍陀罗的舍身饲虎本生密切相关。该经开篇就明确交代了故事的发生地：“一时，佛游乾陀越国毗沙门波罗大城，于城北山岩荫下，为国王、臣民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说法教化，度人无数。”
智昇在唐开元十八年（730）撰成的《开元释教录》中著录了此经的译后记，记载了法盛在舍身饲虎处看到的情景：
其投身饿虎经后记云： “尔时国王闻佛说已，即于是处起立大塔，名为菩萨投身饿虎塔，今见在。塔东面山下有僧房讲堂精舍，常有五千众僧，四事供养。法盛尔时见诸国中，有人癞病及癫狂聋盲，手脚躄跛，及种种疾病，悉来就此塔，烧香燃灯，香泥涂地，修治扫洒，并叩顶忏悔，百病皆愈。前来差者便去，后来辄尔，常有百余人。不问贵贱皆尔，终无绝时。”
对照译后记中“尔时国王闻佛说已，即于是处起立大塔，名为菩萨投身饿虎塔，今见在”的记载。法盛所见“菩萨投身饿虎塔”建在“乾陀越国毗沙门波罗大城”附近。因而松村顺子认为法盛译本记载了犍陀罗当地的舍身饲虎故事。孟瑜则认为，“乾陀越国毗沙门波罗大城”是一个虚构的地方，松村顺子的结论需要更多佐证。
“乾陀越国毗沙门波罗大城”（过去九劫时名为“乾陀摩提国”）是法盛译本中仅提到的两个地名之一，另一个地名是“裴提舍国”。“裴提舍”一词也曾出现在法盛自己所撰的行记中。《高僧传》卷二昙无谶传末记载了法盛的事迹：“时高昌复有沙门法盛，亦经往外国，立传凡有四卷。”法盛所立之传为著录其西行经历的《历国传》，原书已佚。日本僧人信行撰集的《翻梵语》中征引了该书部分名物。据《翻梵语》对《历国传》名物的征引，城名中提到了“裴提舍城”，此地是法盛实际到达过的地方。因此，法盛对“裴提舍”这个名称肯定不陌生。“裴提舍城”或是“裴提舍国”的都城，两者皆出自法盛笔下，它们在名称上的一致应该不是偶然。这说明法盛译本中的地名与他实际到过的地方有着真实的对应关系，“乾陀越国毗沙门波罗大城”应当也不是虚构的。
法盛曾在舍身饲虎处瞻仰“菩萨投身饿虎塔”，并目睹了当地的佛教盛况以及人们供养礼拜该塔的场景，他对于犍陀罗舍身饲虎本生的实际情况应该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法盛翻译此经是有可靠现实依据的，并不只是单纯的文本翻译。
在法盛翻译此经前不久，凉州高僧昙无谶已经译出了《金光明经·舍身品》。吐鲁番出土了写于公元430年的《金光明经》写本，说明此经译出后很快便流传到了高昌地区。法盛长期生活在高昌地区，据《名僧传抄》（1235年日本僧人宗性抄录）记载，法盛十九岁时在高昌遇到了西行归来的智猛，智猛是元嘉元年（424）开始从天竺返回的。据此推算，昙无谶被杀时(433年)法盛大约27岁。可以说，法盛的青少年时代生活在以昙无谶为领袖的佛教环境中；而且他在翻译此经之前不可能不知晓《金光明经·舍身品》的内容。法盛之所以敢挑战权威，刻意译出一部与昙无谶译本大相径庭的单行本佛经，应该与他在犍陀罗舍身饲虎处获知了当地流行的故事版本有关。这与慧觉、威德等在于阗无遮大会上听到不同版本的舍身饲虎故事后译出《贤愚经·摩诃萨埵以身施虎品》的道理是一样的。
再者，译后记中用大量笔墨描述了法盛在舍身饲虎处见到的病人礼塔治病的场景。关于这一点，200多年后到达舍身饲虎处的玄奘也有所记载：
舍身北有石窣堵波，高二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雕刻奇制，时烛神光。小窣堵波及诸石龛动以百数，周此茔域。其有疾病，旋绕多愈。
这说明绕塔治病的习俗在当地曾长期存在。不仅如此，法盛译本的经文中也有供养太子舍身塔能够治愈疾病的记载。太子舍身前曾发誓愿：
今我以肉血救彼饿虎，余舍利骨，我父母后时必为起塔。令一切众生身诸病苦，宿罪因缘，汤药针灸不得差者，来我塔处至心供养，随病轻重不过百日，必得除愈。
当地人在舍身饲虎处的实践活动与法盛译本的内容十分吻合，说明法盛译本确实有很强的现实关照，也能够进一步证明法盛译本反映的就是4-5世纪舍身饲虎本生在犍陀罗的真实状况。
故宫博物院“譬若香山：犍陀罗艺术展”展厅现场
三、布施与慈孝：法盛笔下的舍身饲虎本生
法盛译本的内容丰富，能够为认识犍陀罗的舍身饲虎本生提供大量细节。故事的主人公名叫旃檀摩提，是乾陀摩提国唯一的太子。故事开头并没有直奔主题去讲述太子舍身饲虎的情节，而是先依次讲述了太子在家布施和出家修行的情节，共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讲太子在家时的种种布施活动，包括多次财物布施和卖身布施，强调了布施的功德。财物布施依次为“游园还宫，路侧布施”、“乞施库藏、国王不允”、“闍耶奉钱布施”、“料捡私藏布施”。累次布施的结果是，金钱已尽，但贫者犹多，不足周用。于是太子潜出宫城前往裴提舍国，卖身为奴，得钱继续布施。太子在裴提舍国以奴身入山伐薪，得牛头旃檀，并以此治愈了国王癞病。国王答谢，许以半国，太子未受，代以其国库藏肆意布施五十日。
紧接着，插叙了国王、王夫人及太子妃得知太子出走后的反应，突出了王夫人对太子的慈爱：
时，王夫人惧失太子，忽忽如狂，即与妃后褰裳被发奔走出城，东西驰逐寻觅太子。王恐夫人念子懊恼，或能致命……夫人垂泪曰：“今失我子，用生何为？宁死于此，不空还也。
继而转回对太子的叙述，充分展现了太子对父母的孝道。太子在裴提舍国感应到父母臣民因其离国而产生的忧愁苦恼后，辞王归国。因担心父母“哀念情重或丧身命”，便托乌鸟衔书先至；王夫人闻信，“如死还苏”。太子归国后以“子道不孝”为由向国王致歉并在国中布施一年，起到了“冤敌恶人闻太子功德者，自然修善”的良好效果。
第二部分讲太子出家修道以及出家后与父母的联系。太子在山上遇到了“修禅行道，志求菩提”的五通神仙后，经过种种观想思惟，毅然放弃了累次布施积累的功德，决定留住山中，从师学道。出家修行所追求的是“教化天下，皆令修善”，显然超越了他竭诚布施所达到的效果。
太子出家后，国王使者和王夫人与太子妃上山劝返。王夫人甚至以命相挟，再次凸显出对太子的慈爱：“夫种谷防饥，掘井待渴，立郭防贼，养子侍老。汝今不还国者，吾命不全。”然而太子意志坚定，无意归还，“宁碎身于此，终不还也”。在多次的对答中还透露出，太子虽已出家，却仍保持着与父母、家庭的密切联系：
太子答曰：“……今求无为，欲度众苦，得道之日先度父母。今此处不远，亦当时往奉觐。”
……今且与子相去不远，饷至饮食，消息往来，可以自慰。于是夫人得王谏已，忧情小歇。时时遣人赍持饮食及诸甘果，种种美饍，往到山中，供养太子，如是多年。太子亦时时下来，问讯父母，仍复还山修道。
这展现了犍陀罗地区对出家和孝亲这一关系的态度与做法，反映了犍陀罗地区对孝道的重视。
第三部分讲述太子舍身饲虎和父母为之起塔的故事。首先描绘了太子与诸仙道士在崖上看到的场景：
其山下有绝崖深谷，底有一虎母，新产七子。时，天降大雪，虎母抱子，已经多日，不得求食，惧子冻死，守饿护子。雪落不息，母子饥困，丧命不久。虎母既为饥火所逼，还欲噉子。……往到崖头，下向望视，见虎母抱子为雪所覆。
太子看到的是一个虎母舍命护子的慈爱画面。这可以与前两部分中反复强调的王夫人对太子的慈爱相呼应。太子以身体布施畜生道的饿虎，如同慈母爱子，是将守饿护子的虎母视作了自己嗷嗷待哺的孩子，做到了“大悲普覆，平等无二”。这一行为超越了同在山上修行的己师与五百同学。最后讲述了太子在众人见证下发愿投崖、众人对太子舍身饲虎的反应以及父母为其收骨建塔的行为。强调了该行为带来的“超越师前悬挍九劫，今致得佛济度无极”的果报。
法盛译本用种种财物布施、慈孝故事为太子舍身饲虎的行为作铺垫，层层推进，衬托出了这一行为的艰难和伟大，自然而然地将舍身饲虎置于很高的境界。旃檀摩提太子从财物布施到出家修行再到舍身饲虎的行为转向，展现了对过往诸善行、修行方式和同学与几师的逐步超越，宣示了神圣对世俗、佛教对外道的胜利，反映了布施观念、慈孝精神、大乘菩萨道思想和成就法身思想在犍陀罗佛教中的流行。
佛足印刻石，展出于“譬若香山：犍陀罗艺术展”，下同。
悉达多太子诞生
四、超越弥勒：舍身饲虎与成佛次序
贵霜帝国的崛起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的发展，犍陀罗一跃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为了凸显犍陀罗的佛教中心地位，迦腻色迦（KanishkaⅠ）在贵霜首都弗楼沙建造了号称“西域浮图，最为第一”的雀离浮图（Cakri Stupa）；象征佛法的佛教圣物——佛钵（Pātra)）也被抢夺到这里供奉。通过佛本生故事再造圣迹，也是犍陀罗塑造自己佛教中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佛本生故事的发生地被放在了犍陀罗。比如著名的燃灯佛授记（也称“儒童本生”），这个故事赋予了释迦牟尼在未来成佛的神圣性和合法性。舍身饲虎处也是吸引中国中古僧人求法巡礼的佛教圣地之一，是犍陀罗地区重要的佛教中心。
太子树下思惟
犍陀罗的舍身饲虎本生倡导慈孝、强调布施的功德，而且礼拜舍身饲虎塔还具有治愈疾病的实际功效。这为舍身饲虎本生赢得了广泛的信众基础，是该故事广泛流行的重要原因。但舍身饲虎处之所以能够成为犍陀罗的佛教圣地，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因素。法盛译本的结尾处写到：
弥勒菩萨从昔已来常是我师，以吾布施不惜身命救众生故，超越师前悬挍九劫，今致得佛，济度无极。
这段话是全经的落脚点，指出了舍生饲虎本生的核心价值。因为释迦佛前世舍身饲虎的缘故，他能够超越自己的老师弥勒菩萨而先成佛。这个故事在释迦和弥勒成佛次序的叙事逻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这个故事，就无法解释释迦为何能够先于弥勒成佛，佛教世界的秩序将会发生根本改变。
在佛教世界的秩序中，弥勒是继释迦之后成佛的未来佛。但这样的顺序并不是一开始就注定的。释迦为何能够先于弥勒成佛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竺法护在太安二年（303）译出了反映弥勒下生信仰的《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这是最早的汉译弥勒经典之一。经中交代了释迦与弥勒成佛的次序问题：
弥勒发意先我之前四十二劫，我于其后乃发道意，于此贤劫以大精进，超越九劫，得无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觉。
《分别功德论》中还专门以问答的形式来解释这个问题：
诸佛之中勇猛精进无过释迦文者，兄弟之中弥勒应在前，今反在后。
何者？昔三十劫前，时有三菩萨共在山上游行。时见有饿虎欲食其子……即从山上 投身来下，趣彼虎口。身则安隐，虎不敢食。所以尔者，夫入慈三昧者，物莫能害也。故以竹自刺，使虎得食。曰是勇猛，即超九劫，今在弥勒前。
在此经中，引用舍身饲虎本生故事的唯一目的就是来说明能够释迦先于弥勒成佛的原因。不仅如此，通过对早期汉文译经中舍身饲虎故事的全面梳理可以发现，这也是汉晋之际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各经引用舍身饲虎本生最主要甚至唯一的目的。
现存汉文译经中最早记载舍身饲虎本生的是《修行本起经》，内容简练：“为众生故，投身餧饿虎，勇猛精进，超踰九劫。”这段叙述出现在燃灯佛授记的内容中，意图非常明确，专门用来解释为何本应百劫成佛的释迦佛能够九十一劫便成佛。可见舍身饲虎本生传入中国之初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说明释迦成佛的具体时间，强调其逾劫成佛的果报。
康僧会译《六度集经》（251—280年间译出）简单讲述了舍身饲虎的情节，结尾处写到：“以斯猛志，跨诸菩萨九劫之前，誓于五浊为天人师，度诸逆恶，令伪顺道。”支谦译《惟日杂难经》中不引舍身饲虎的具体情节，直接指出该故事的作用：“菩萨持身餧饥虎，不百劫，九十一劫便作佛者，用不觉痛苦灭九劫……以身餧饿虎，出众菩萨前九劫。”西晋法炬译《前世三转经》中的相关表述更加明确：“‘……时婆罗门子自投身餧饿虎者，亦是我身；两道人者，是迦叶，弥勒菩萨。’佛告阿难：‘我精进行道故，超越九劫出弥勒前。’”
早期佛典语言的研究表明，早期汉文译经可能是最接近犍陀罗佛经原典的文本。以《修行本起经》为例，早期汉文译经与犍陀罗佛教图像之间有非常契合的对应关系。这些佛经的翻译者竺大力、康孟祥、康僧会、支谦等人也都与犍陀罗地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此，上述诸经中对舍身饲虎本生果报的译解不仅代表了当时中国佛教僧团的基本认知，也能够反映长期以来犍陀罗地区舍身饲虎本生所强调的主旨。
佛本生故事是释迦佛生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类似于燃灯佛授记赋予了释迦能够转世成佛的合法性，舍身饲虎本生改变了释迦成佛的具体时间，赋予了释迦能够先于弥勒成佛的合法性。超逾九劫先于弥勒成佛的果报使得舍身饲虎本生成为了释迦神圣历史中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大事件，是促成舍身饲虎本生处成为犍陀罗佛教圣地和中心之一的根本原因。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犍陀罗与中国文明交流史（多卷本）”阶段性成果，原题为《布施、慈孝、逾劫成佛——犍陀罗的舍身饲虎本生》，原载于刘中玉主编《形象史学》2022年冬之卷，第261-273页。本文由作者授权发表。
